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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买彩票安全吗,美国在衰退阴影下走向:战略重心再返亚洲(图)

2010年11月18日09:04
漫画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衰退阴影下的美国走向

  许凯

  美国已然是世界领袖。当做惯了世界领袖后,一个显著的惯性就是,不能也不会像非领袖一样灵活地改变立场。彩虹买彩票安全吗这样阐述,就更容易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会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在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内选举考量作出对抗的姿态后,又能本着经济利益和市场价值迅速压抑意识形态而转向合作与友好,也更容易理解他不会像已然衰落的“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样,直接采取合作的姿态。商业利益和经济价值为其所欲,但绝不能放弃意识形态而拥抱一个“异类文明”的国家。

彩虹买彩票安全吗  上周末最夺人眼球的除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外,其他的多是国际大事。媒体热议的新闻有以下几则:

彩虹买彩票安全吗  G20韩国首尔峰会11月12日闭幕,发布的《首尔宣言》重申了合作的价值,比如就通货与汇率,“重新核实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于汇率合作的原则”,峰会还达成了《首尔发展共识》。一个小插曲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如何看待“(量化宽松)是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为美国自身利益服务”时,他略显尴尬。

  11月13日-14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是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是“变革与行动”,主要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及多哈回合谈判等问题。其中,中日领导人的会晤很受关注。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2010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俄罗斯总理普京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跻身其中,排名第11。杂志编辑诺尔给出的评选标准是,“入选者都能让世界听从自己的意志”。

  接连密集地在两个亚洲国家召开如此重要的峰会,似乎并不多见。借用《福布斯》杂志的表述,“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首脑齐聚亚洲,商讨世界难题和亚太发展大局。亚洲一下子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不论是巧合还是刻意,结合近两年来的观察,我们很容易得出的一个印象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正在重返亚洲。如果这个判断准确,那接下来的结论是,亚洲这个古老大洲的利益格局,也正在和必然会因这些变化而发生变化。对处在这个大洲中的各个政治实体或经济实体而言,准确判断并找出因应这些变化的策略,已属当务之急。彩虹买彩票安全吗尤其是同出大国的中国和美国,准确判断形势并作出正确的对策更为重要。笔者根据自己不全面的观察,试图得出以下几点判断,供读者参考。

  1 美战略重心再返亚洲

  从2010年美国在亚洲的一连串动作来看,其正在奉行遏制战略,或曰均衡战略,通过遏制某个国家或支持某几个国家,从而达到该地区力量均衡的目的

彩虹买彩票安全吗  美国是在调整战略重返亚洲吗?当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首次全面阐述其亚太政策并称自己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时,相信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这一说法。彩虹买彩票安全吗然而,一年后的今天,相信很多人已经不再怀疑奥巴马当年阐述的正是其全新的亚太政策,不同于小布什的亚太政策。

  对这一亚太政策作出诠释的正是美国一系列的外交事实:一年内,美国总统奥巴马两次出访亚洲(2009年11月13日起,其出访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出席新加坡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2010年11月5日起,他绕过中国访问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4国,出席日本横滨的新一届APEC峰会),并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国防部长盖茨等要员也频繁穿梭美国与亚太之间;同时,美国也开始高调介入亚太事务,比如韩国天安舰事件,美国派遣航母高调威吓朝鲜,比如希拉里积极涉足东盟事务(2009年7月22日,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声称介入中国南海争端解决议题,再比如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一改过往的暧昧态度,声称《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军事上,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驻军,把战略重点放在同属亚洲的阿富汗,或许还有伊朗,身后留下一个爆炸声不断的巴格达。

  尽管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一再否认美国的举动意味着美国亚洲战略的改变,并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和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没有冲突”,但是包括一些美国学者在内的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说辞。亚洲这块旧大陆呈现新变化之时,更是美国亚洲政策调整之日。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和日本,还有潜力巨大的印度,都值得美国为之投入更多战略资源。事实上,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从2010年美国在亚洲的一连串动作来看,其正在奉行遏制战略,或曰均衡战略,通过遏制某个国家或支持某几个国家,从而达到该地区力量均衡的目的。彩虹买彩票安全吗美国的外交实践告诉我们,美国不希望亚洲有个强大的国家,相互牵制的亚洲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这也是美国今年来拉拢日韩、在领土问题上支持东盟和印度的主要原因。

  美国通过挑起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进而围堵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借围堵迫使中国在经济上让步,为美国自身走出经济困境创造更好的条件。彩虹买彩票安全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这波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都被拖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各个国家都在设法寻求早日脱困之路。这其中,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被美国认定是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美国采取美元贬值和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手段,而事实上人民币也确实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了——从汇改以来已累计升值超过20%。尽管如此,这一升值幅度并未达到美国政治家的期望范围,为了让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等领域作出更大的让步,美国选择了围堵和均衡的策略。

  2 内部困扰的外化倾向

  内部危机外化,或借助外部利益来弥合内部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缝隙,是美国天然的路径选择,而这个选择很容易把美国导向逻辑困境

  尽管作出重返亚洲战略决策的奥巴马是个生于夏威夷长于印度尼西亚的非洲裔美国人,但他的外交政策仍是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的延续,二者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二战结束,奉行孤立政策的美国领导人得出的教训是,正是其对国际事务的纵容导致一战后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从而给全球带来新一轮的战争(美国人忘了19世纪末对华所采取的武力以及与其他大国合作的策略)。为此,美国更多地介入全球事务,并把其国家利益的重心推延至全球,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依仗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攫取更多的利益。

  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体现的正是这一国家理念。作为一个在全球都有其战略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早已把外交事务置于内政之上,这从国务卿的工作职责即可看出。尽管美国赋予国务卿主管外交并兼管部分内政事务,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发现,美国国务卿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上。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就是其内政,同时外交又在某种程度上灵敏地折射着内政的咸甜冷暖。

  观察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可知,美国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来源于两点:美国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超越其他国家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这也是美国能更有效地聚拢全球资源的根本所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美国享受着人才蜂拥带来的溢出效应。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一旦这两个基础受到内部或外部的考验或挑战时,美国就必须想办法来弥合挑战带来的缺口。这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不能忍受漠视其价值观而取得的成功,更不能忍受其综合国力受到来自别国的挑战。

  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自由民主的美国,多样性(diversity)、多元主义(pluralism)、多中心(polycentricity)成为其国内被广泛宣扬的价值观。破坏这些价值观是不被允许的,这也已是朝野共识。即使是美国国内强大如民主党或共和党这样的政阀,也没有正当的价值逻辑和施政勇气去破坏这些价值观。鉴于此,一旦有事,从外部去寻求突破就似乎更为容易。我们从美国历史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案例,美国内政一向尊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外交中则奉行武力、强权或粗暴干涉,并且常常假以民主自由的外衣。

  这种不同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看似矛盾的战略选择,正是美国确立国家战略的依据。内部危机外化,或借助外部利益来弥合内部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缝隙,是美国天然的路径选择,而这个选择很容易把美国导向逻辑困境。如果认同这一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地观察到,当贪婪的种子在美国内部持续发酵并爆发出来时,出于对危机的担忧和因应,最可能的选择是会继续强化其战略利益,会更进一步寻求外部的战略空间从而缓解内部困扰。这或许就是美国重返亚洲的逻辑起点。

  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真的遇到了大麻烦,有可能就此衰退吗?

  3 美国真的要再见了吗

  美国正处在大衰退的初级阶段。作出这个判断,并不仅仅基于当前美国最难解决的消费和就业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大问题

  答案是,Yes(是的)!自2007年末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是否已经衰退的讨论不绝如缕。比较著名的有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2009年7月出版的专著《美国,再见?——后金融危机的全球趋势》。在这部专著中,大前研一判断说,从2008年9月那一刻开始,美国就已经揭开“失落的十年”的序幕,美国要起死回生,就必须满足三项条件:向世界道歉,其一是就进攻阿富汗和伊拉克道歉,其二是就金融危机向全世界道歉,争取各国协助;成为世界的一份子,以G20为中心,重新塑造世界领导集团,并将所有大问题都视为“世界的问题”来处理,然后宣告“自己将成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一员”;告别战争,将自身的破坏能力主动交出来共同管理,其他国家也应该遵从这样的共同管理。

  然而,遗憾的是,大前研一的三个条件,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很好的回应。相反地,美国报之以负面应对。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了,但阿富汗被作为军事重点,并且加大了在其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力量;G20倒是频频开会,但会后马上出现颇具反讽的反向实践——今年6月的多伦多峰会时承诺共同反对保护主义,会后美国即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本月初召开的首尔峰会中,美国因疯狂发钞一度成为世界责难的焦点——美国只顾着解决自身的问题,并未能把自身的问题当成“世界的问题”来解决;告别战争,不要说奥巴马,就是他的继任者都未能敢于说出这句话。

  撇开政治和军事,我们来看看经济。美国这波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风险并没有排除。11月初,美国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决定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随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门主管Nicolas Eyzaguirre预测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启动第三轮定量宽松。在金融危机爆发3年后,美国仍未走出困境,依然需要实施大剂量的刺激政策(欧洲也是如此,从希腊到爱尔兰,都是危机仍在持续的样本)。奥巴马这次亚洲行,由往常的领袖形象变成美国的“首席推销员”(英国金融时报语),为就业而东奔西走,即可见问题之严重。

  美国正处在大衰退的初级阶段。作出这个判断,并不仅仅基于当前美国最难解决的消费和就业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大问题。继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后,美国的汽车产业也遭遇困境,目前能够说得上的产业除了高科技和军工,其他着实乏善可陈。享受惯了亚洲制造大国廉价商品的美国人,再也难以回到实体经济兴盛的年代。极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和极度萎缩的实体经济,构成了美国的整个经济结构。靠着全球的资源和产品输入以及大量印制的美元,美国人享受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是种全球性的寄生经济,美国的兴盛寄生在不发达国家之上。然而,一旦寄生的脐带出了问题或者宿体要摆脱束缚,美国经济就很难不出问题。当泡沫破灭,美国开始面临通货紧缩,不得不拿更大量的美元来刺激经济,渴望复苏。

  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华尔街的贪婪,纵容华尔街贪婪的是人性的贪婪。用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辜朝明的分析框架,美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相同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这一衰退的正是资本和人性的贪婪。为了填补资产负债表上的巨大窟窿,日本企业家花了20年时间。与日本所不同的是,美国的问题出在个人和银行部门。解决个人问题,比解决企业家的问题更难,一旦个人还不起房贷,危机就会马上转嫁到银行身上,进而加大金融业的风险。而解决个人问题,则需要充分的就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解决银行问题,同样需要实体经济的复苏和消费的回暖。然而,就业和消费问题在危机发生3年后,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期选举落败,也与其起色不彰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选择了继续量化宽松,向全球的债权人转嫁危机,从而为美国的金融业解困。从短期看,量化宽松直接稳定了金融市场拯救了金融业,但对就业和消费的帮助并不大。并且,最可怕的后果是,美国以国家信誉做赌注的“赖账战略”,正在慢慢地把美国推向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4 中美须果断调整因应分歧

  贸易失衡是个结构性问题,各国首要做的是站在全球市场的大背景下调整各自的结构,使之更顺应调整贸易不平衡的方向迈进

  然而,美国把经济上遇到的大问题,归结为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失衡,是由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把世界拖向金融危机的深渊。而解决贸易失衡和巨额负债,贬值美元是必然选择也是惯用的选择;而出于政治和选举考量,制造贸易摩擦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策略也必然会被采用。从这一角度讲,无论中国是温顺的绵羊还是倔强的野猪,都难以避免成为靶子的命运,只是程度和节奏会因做绵羊或野猪的时间长短而有所变化。

  美国已然是世界领袖。当做惯了世界领袖后,一个显著的惯性就是,不能也不会像非领袖一样灵活地改变立场。这样阐述,就更容易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会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在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内选举考量作出对抗的姿态后,又能本着经济利益和市场价值迅速压抑意识形态而转向合作与友好,也更容易理解他不会像已然衰落的“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样,直接采取合作的姿态。商业利益和经济价值为其所欲,但绝不能放弃意识形态而拥抱一个“异类文明”的国家。倘若这样做,就背弃了能成为世界领袖的价值观和国内外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对美国而言,这是天然的王道。美国无时无刻不需要一个活生生的靶子。从前苏联到“邪恶轴心”,美国一直延续着意识形态优越性所赋予的对立情绪,借这些靶子成就其作为“老大”的价值,进而俘获更多的拥趸。当一个潜在的威胁升腾上来时,“干掉他”是最直接的战略选择。尤其是这个升腾起来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还那么格格不入,还那么的不够文明和现代化。有了这些逻辑前提,可以预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汇率机制、金融业开放等)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会时刻悬在超级大国美国和新兴国家中国之间,不管你是多不愿意面对这些冲突,多不愿意听到任何有悖于友好相处的言辞,都要做好充分的因应准备,以获得更多的主动。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时代不同了。意识形态弱化和多边关系上升在逐渐消解国与国之间的传统界限,当一个国家作出有损于他国的行为时,更容易受到他国的反对,哪怕这个利益受损的国家是你的传统盟友(奥巴马G20就货币超发受到普遍批评即是明证)。更进一步看,这也为被围堵的国家冲出重围创造了可能。话虽这么说,正如大前研一规劝美国所言,本着全球合作的意识,把自身的问题当作全球性问题,并尽力在全球框架下解决,更有利于走出危机。全球需要真切地合作,真切地抱团取暖,而不是恶意围堵或流于形式地空谈,之后再各自本着私利干损人不利己的龌龊事。

  对美国而言,和谐与合作,也应该是其根本利益所在。拉拢盟友围堵与摩擦,只会强化中国当前的危机意识,进而阻碍其经济改革乃至政治改革的步伐,“外危而内稳”,面临外部危机时更凸显维稳的价值,维稳则更易延迟改革。各国都不应把自己拽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双方有分歧,但更多层面有交集。意识形态的趋同是大势所趋,但大势亦需要因应各国的国情采取适合的步骤。经济的互补更为重要。贸易失衡是个结构性问题,各国首要做的是站在全球市场的大背景下调整各自的结构,使之更顺应调整贸易不平衡的方向迈进。冀最大化榨取宿体资源以摆脱自身危机,则只会把自己推向更大的危机。

(责任编辑:曾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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